躺上手术椅的那一刻，我忽然强烈产生了想和医生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的冲动。我惊恐的、颤巍巍的、视死如归的最后一次问出了这个问题：“你确定你们这儿没有因为拔牙太疼拔了两颗就不敢再拔，而导致整牙失败的吧？”
医生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疼的话，举左手。”
什么叫做待宰的羔羊？什么叫砧板上的肉？我只恨私立的小牙科医院没有全麻的选项，不然我一定当机立断迫不及待签下同意书。
这是我第三次戴牙套。从小学开始，这泛着冷冷银光的铁丝网就对我穷追不舍，还绝不忘捎上他的密友——口腔溃疡。出于不知从何而起的恐惧，我一直极力抗拒拔牙，而两次被张女士判定为完全失败的整牙经历在午夜梦回时时常提醒我——拔牙是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情，但一定是“必将到来的节日”——张女士多年夙愿一朝实现的那个节日。所以，当我时隔多年、第三次躺上不同医生的手术椅，仰视被口罩遮住大半边脸的医生眼睛里的森森寒光时，我预感到了那丝厄运袭来而我无法挣脱的无力感。“你口腔里已经没有位置让牙齿后移了，不拔牙最多只能把你的牙齿排排齐。”医生用镊子在我口中翻来覆去，代替笔墨写下判决书。
张女士狠狠点头。
“如果你不拔牙，这一次哪怕重新整牙效果肯定还是达不到预期的。”医生再抛下重磅炸弹。
张女士将头点得更用力了。
“拔四颗智齿也行，拔前面的牙齿也行，拔智齿的话效果不明显一点，拔前面的牙齿效果更明显，看你怎么选。”医生抛出最后通牒。
“如果拔了牙是不是进食就不方便了？我的牙都已经很整齐了，拔掉再整肯定会留下牙缝？”我还在做最后挣扎，嘴巴被扩张器撑着无法动弹，从牙缝里努力挤出几个字。
但来不及了，遵从医嘱的张女士已经喜不自胜地出门左转交了预诊费。
对于拔牙，或说是对于疼痛的恐惧，比我的意识更早地定居于我的身体。从小到大，我对打针抽血等等一类会带来痛感的侵入性治疗方式一直都是能躲则躲，更别说是这种硬生生将身体的一部分从我身上抽离的事儿。拔牙，意味着从打麻药开始，我必须直视或说是迫不得已地被展示任人宰割的全过程，没有机会再在长期的心理建设后转头不看，在眼不见为净的情境下完成这个流程。拔牙意味着我得直面着我内心深处的恐惧，并自觉自愿地不挣脱。
在护士台前，我尝试做最后挣扎：“你们这儿拔牙有没有全麻的选项，那种麻醉两个小时八颗牙齿全拔掉然后回家的？”
“一般我们建议两颗两颗拔，两次拔牙间隔四天以上，不然不方便吃东西。”
“不能一次性拔完然后忍两天不吃东西的吗？我很耐饿的，大不了权当辟谷！”
“不行，我们得考虑到个人的恢复能力和身体，一次最多拔一边的两颗牙。”
“早死早超生嘛！难道你们这儿就没有出过那种案例，拔完两颗牙就不敢再拔的？”得，我还得长时间周期性地沉浸在这种恐惧之下。
“你开的医院还是我们开的医院？”
“我们这儿多的是七八岁的小孩子过来拔牙，哼都不哼一声拔完就走的，你一个大学生还担心什么？”医生亲自出手，尝试喂我吃定心丸。
我在心里冷笑：这儿的医生护士对当代大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还是太有信心。
所以今日，有了躺在手术椅上看起来比学龄前幼童更加紧张、更加瑟缩、更加弱小无助的我。
啪，医生打开头顶上的手术灯，刺目的黄光直射眼睛，我眯起眼，只留下一丝缝隙窥视医生的一举一动。他起身拿了钳子，一个，两个，三个，放在台上还挺有分量，并不像想象中的老虎钳那样鲁莽可怖；他撕开棉花的包装袋，用镊子扯出一点，转个圈，再扯一点；他拿起了麻醉针，针柄闪着冷光，针头厚重而粗大，让我想起纪录片里十八世纪手术台前的棕色老照片。等等！我一惊：“你们这儿的麻醉针怎么不是一次性的？”
“张嘴。”医生从言语到动作全方位的表明不想再跟我耗时间的意向。
我仰头，尽力张大了嘴，像搁浅在岸上窒息的鱼，甚至听到了下颌骨头因张嘴过大而发出的轻微“咯哒”声。我悄悄呜咽，尝试给自己打气。
“放松，不然流血更多，别用手抠椅子。”
我马上攥紧了拳。
和在手臂这样脂肪厚实的部位扎针产生的那种被覆盖在肌肤下的隐隐作痛不同，这是大剌剌明晃晃的紧贴牙龈的疼痛，在针头拔出后还得被迫回味良久才能消除，但客观来说，也不会被鱼刺刺上的牙龈更痛了。拔牙是温柔而循序渐进的过程，医生用三个老虎钳中长相最秀气那个卡紧牙齿，微微施力，左右摇摆，牙齿脱离牙床的声音细微却清晰，像用手细细碾碎一片薯片会发出的沙沙声，从口腔深处传来，伴着微麻与酸胀。随着牙齿摆动幅度的加大，幸免于难的其他颗牙却微微胀痛起来，用岿然不动的架势，抵抗着医生手中拔牙钳的施压，直到最后猛地一拔，一切归于平稳。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牙齿用这么深的根部驻扎，牙根长而尖锐，像倒置的犬牙，曾这样扎实牢固的深埋在我的口中，而今日一役，正式宣告仍在壮年的它脱离母体寿终正寝。
半边的嘴唇漫出虫叮后的酥麻感，甚至散到了鼻尖，肌肉陷入昏迷后的嘴唇似乎增厚了三倍，还失去了力气，我一下子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成功张口。医生示意我漱口，吐出一嘴鲜红，满嘴鲜血却尝不到血腥味，我正想问为什么，却被医生用两卷棉花和一包冰袋宣告了必须维持半个小时的闭口不言。
敷着冰袋从就诊室走出，张女士坐在候诊席上呼噜呼噜喝着杏仁腐的外卖，我凑近她，闻到初夏冰箱里的凉意。
“你痛不痛？”见我走出，她问我。
我指指压着冰袋的嘴唇，摆摆手示意不能说话。她起身，我们就这样静默地从医院里走出。
下吕浦的街道一如既往车水马龙，出租车“空车”的灯牌啪嗒盖过去，再翻开，忙忙碌碌。张女士伸手拦车的时候，我把冰袋背在身后，没人知道刚有个年轻人从小巷拖着腮狼狈走出，破了二十年间的噩梦。
还有三趟。我在心里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