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峰：我国疾控系统未来将加强对慢病的防控工作

，为了应对中国慢性病的高发，今后疾控中心将重点加强慢性病的防治工作，大力推广“三减三健康”的健康生活方式。“与传染病相比，慢性病在社会上更具决定性，控制起来也更为复杂。”

应对慢性病挑战的部门间合作机制亟待加强

近年来，我国的疾病控制工作发生了哪些变化？还需要应对哪些其他重大挑战？

梁晓峰：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疾病防治体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延长预期寿命、预防和控制传染病、实施妇幼保健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在应对重大传染病方面，我国的疾病控制体系成功地阻断了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禽流感、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等疫情对人民健康的影响。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提出了要求，希望我们的卫生队伍能够出国，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好传染病的防控工作，也证明了我国疾病控制工作的成效。

当然，我们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例如处理慢性疾病的高发病率。缓慢疾病的挑战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而且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日益沉重的疾病负担。与传染病相比，慢性病具有更多的社会决定因素，包括环境、食品、水、运动、心理健康、交通安全等，控制起来更加复杂。整个过程非常复杂，需要加强立法，进一步建立跨部门合作机制，推进卫生系统能力建设，大力开展媒体宣传，使公众形成自觉意识。

面对新形势，我国的疾病控制体系需要及时进行战略性调整，加强对慢性病的预防和控制。第一，要做好监测工作。对死亡原因、疾病危险因素、疾病本身应进行系统、定期、准确的监测，这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以及多个部门的结合。第二，在加强监测的基础上，做好干预工作。需要控制烟草，提高公众健康素养，大力推广全民健身和健康生活方式。例如，对于儿童肥胖问题，家长、学校、企业等方面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实现健康饮食、健康。

建设健康的城市和健康的社区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改善城市和社区健康的重要因素是什么？

梁晓峰：“健康城市上海共识”建议，健康城市应建设适合步行和锻炼的绿色社区，并增加更多的体育、娱乐和休闲设施。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需要考虑是否可以在城市规划中预留自行车、人行道、如何设计公共体育场以服务更多的人等。这只是一个例子。此外，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未来健康、友好型社区的建设也应考虑台阶附近是否有电梯，公共卫生间的设计是否方便老年人使用，自动扶梯的速度是否可以慢等。建设健康城市和健康社区的指标很多，跨部门行动迫切需要将卫生纳入所有政策。

教室和办公室是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单位”。

健康的生活方式对居民的健康有很大的影响。如何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

梁晓峰：2007年以来，中国开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运动，不断传播健康知识，普及健康技能，促进健康行动。到目前为止，已经覆盖了全国80%以上的县、区。下一个目标是“三减三健康”，“三减”指的是降糖、降盐、降油，“三降”是指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健康。当然，在实现新目标的过程中，烟草控制也是一项持续的工作。

为了进一步普及健康生活方式，必须加强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宣传，在政策层面提供必要的健身场所、组织和财政支持。第二，要提供健康的工作场所，包括办公室的水、健康的空气、食堂提供的健康食物、鼓励员工经常运动、给予雇员良好的医疗福利、帮助他们及早诊断和治疗疾病等。学校也是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单位。学生应平衡营养，控制高糖、高油、高热量食物的摄入，合理比例的桌椅设计，保证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发展，督促学生每天进行半小时至一小时的体育活动，加强健康知识教育。为了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遏制儿童和青少年肥胖的快速增长，我们可以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遏制儿童和青少年肥胖的快速增长。

大会发表了“2030年促进健康促进可持续发展上海宣言”成果文件，其中提议提高卫生知识水平。在这方面你有什么建议？

梁晓峰：提高公共卫生质量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卫生部门、教育部门和其他部门的配合。，形成健康的社会审美面貌。在过去，人们常常认为人是肥胖和幸运的，现在我们应该慢慢认识到，标准的数字是最好的。其次，公众、公务员、教师、医生等具有示范作用的群体可以开始逐步向全社会普及健康知识和健康生活方式。第三，媒体也要发挥作用，以大家喜欢的方式看，科学普及健康知识，让不同文化水平的观众喜欢倾听，乐于做。